本篇文字整理自2017年6月17日，秦晖在《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一书的出版座谈会上所发表演讲的记录。

“民不加赋国用足”难信

谈及张居正，我深以为毛佩琦教授之见颇具道理——张居正并非孤立的个体。

在我国历史的长河中，改革一词在“文革”时期、1949年建国之后乃至改革前的岁月里，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然而，彼时的“改革”观念与1978年后的改革理念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那时的“改革”，往往被视为强化国家权力、压制社会活力的举措。从商鞅变法，到桑弘羊、王安石、张居正等人的变革，皆被冠以“改革”之名，而主张宽松政策的则被视为“保守”，如司马光。这种观念差异所引发的问题尤为严重，因为它本身就包含着价值判断。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中央集权是正确的道路，坚信唯有加强控制才是真正的改革，而放松则被视为不可行的选择。

步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浪潮的兴起，历史观念亦发生了显著转变，这在明清历史的研究中尤为突出。正如之前所提及的南倭北虏现象，其中北虏的事迹暂且不表，而关于南倭的讨论在80年代引发了热烈的争议——有观点认为，所谓的倭寇并非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而是中国民众为抵抗海禁政策而采取的反抗举动。然而，紧接着又有人提出，那些反抗海禁的群体亦属海盗之列，同样涉嫌烧杀抢掠。

实则，我认为这两者之间并无冲突。李自成、张献忠同样施行焚烧与劫掠，彼时的世道便是如此。有人指责那些反叛者烧杀抢掠，而将反抗朝廷的统治视为正义之举，认为烧杀抢掠则是不义。然而，在那个时代，这两种行为往往交织在一起。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倭寇的烧杀抢掠而指责他们，而将李自成、张献忠视作反叛者。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逐渐形成了更为新颖的见解。

但我不赞成对历史持一种翻烧饼的办法，比如原来把王安石捧得很高，王安石非常强调中央集权，这些所谓的名臣经常谈到的口号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实际上民都加了赋，比如王安石变法，好像钱粮并没有增加，但通过市易法搞国家垄断，国家垄断的利润到头来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包括汉武帝搞的盐铁专营，不是加税，但是老百姓必须买更贵的盐或者必须承受国家比原来更严重的其他剥削，都一样。我们不能无条件说只要国库增加了收入就是好的。

在前两位老师的讨论中，GDP增长与税收提升之间的关系引发了争论。他们指出，税收的上升并不等同于GDP的增长，关键在于税收增长本身是否为积极的因素。对此，我们目前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以当前的政治环境为例，有人认为，提升两个比例是我国的未来趋势，其一为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其二为中央财政在总政府财政中所占的比例。

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此类呼声愈发高涨，与90年代之前的改革导向——如放权让利——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观点虽非全无依据，然而坦白讲，若此类举措被视为改革的路径，那么至今我们的改革是否已经超越了自秦始皇至明清时期的成就水平？

即便不提及中国传统时代赋税的总体规模，黄仁宇亦曾指出，我国中央集权时代的征税比例相对较低，尤其是与西欧领主征税情况相较，更是显得尤为稀少。这一问题颇具深意。诚然，就正贡田粮而言，征税或许并不算多，然而，一旦杂项税费被纳入考量，其数额便不容小觑。领主所征收的，不仅仅是赋税，还包括对土地权益的掌控，因此，将领主的征收与我国的征税简单对比，实为不妥。个人认为，相较之下，苏松二府的田赋负担较重或许更具可比性，因为那里的田赋之所以沉重，乃是因为种植的是官田，而官田的性质使得其与土司或西方领主的土地权益更具可比性。

若仅就此点而言，中国的仁慈程度便难以称道。至于税收总量的大小，我们暂且不提，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即便对于中国税收占GDP的比例存在争议，中央财政在政府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是古今中外所罕见的。若当前的改革旨在追求这一目标，即便努力，恐怕也难以达到明清时期的水平。

一部分留存于当地，另一部分则被上缴中央。然而，一个显著的倾向是，随着税收比例的调整，上缴中央的部分即起运比重显著增加，尤其在王朝的晚期，这一现象尤为明显。以明清两代为例，到了晚期，征收田赋时起运的比例已高达百分之八九十，基本不再保留地方存留部分。

若地方无储备资金，如何维持日常运营？只能通过增税或采取其他非常规手段来筹集资金。因此，我们便能理解为何会出现依赖土地出让金的财政模式，中央集中了大量财政资源，若地方不通过卖地来筹集资金，官员们又该如何维持生计？这些问题其实由来已久。

由此，中国便频繁出现所谓的改革现象。表面上，这些改革的初衷是减轻民众负担，实则是在最大程度上将权力收归中央。常见的做法是简化程序，过去税费种类繁多，如教育附加费、屠宰税等，让民众难以辨识，也让上级部门难以监管。如今，一般会依据某一年立柱最高时的总额来简化税制。我便按照这一标准，要求民众缴纳，并承诺不再收取其他杂费，以此划清界限。

此中一利，便是条理清晰之后，地方官员的频繁调动相应减少。然而，坦诚而言，张居正的举措不久便显露出弊端，这一问题黄宗羲曾多有论述。至明代末年，倪元璐复行此策，再次推行“一条鞭法”，并将“三饷”纳入其中。简而言之，即将杂税归入正税。短期内，此举确有成效，但从长远来看，却加速了社会危机的爆发。无论是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与北宋末年的崩溃，还是张居正的改革与明代后期的衰亡，均有直接关联。黄宗羲对此持反对态度，其观念认为，包括王安石变法在内的所有改革，皆为“积累莫返之害”。

若逆向思考，仿效司马光的策略，摒弃现行模式，又会如何？一个王朝受限于体制，所面临的危机已非紧缩而是松弛之困。依此体制运作，结果便是：若试图松弛，实则无法惠及百姓，仅是放松了贪官污吏。若欲紧缩，众人常言紧缩应针对贪官污吏，而非百姓，实则紧缩往往波及百姓，而贪官污吏却难以受制。王安石明确指出，我国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税收过多，也不在于官僚体系，而是“大农、富工、豪贾”阶层。若能有效遏制此阶层，朝廷便有望富足。

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力主实行严苛的征税政策，强调国家应加强剥削。而贤良文学派则对桑弘羊的观点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中央政府不应将所有资源悉数收归己有，地方应保留一定的自主权。然而，贤良文学派所倡导的自主权并非赋予普通百姓，而是旨在强化对户籍的严格控制，“工匠之子常为工匠，农夫之子常为农夫”，其所言的放宽，实则是对底层权贵的一种松绑。

如此一来，问题便愈发严重。那王朝面临两难境地，既不能轻易收束，又难以放手。若放手，民营经济无从发展，反而催生了一大批权贵与腐败现象。而若坚决收束，虽可遏制腐败，却难免让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境。

张居正推行丈田政策，理论上，中国历史上的每次丈田，都与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相呼应。然而，至张居正时代，每逢丈田，他总是宣称旨在揭露权贵所隐匿的田地。但实际上，丈量的往往却是普通百姓的土地，其目的在于逃避沉重的赋税。

即便不追溯往昔，单就人民公社时期而言，我在农村度过了九年的插队生活，那时生产队的耕地面积也是被夸大的。我国曾宣称拥有18亿亩耕地，但到了90年代，随着遥感技术的应用，这一数字跃升至22亿亩。我们当时在插队时都清楚，实际的耕作面积远非官方所报。若进行清丈，那些有权势的人往往能侥幸过关，而真正的清丈往往落在了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身上，这一点统治者也是心知肚明。因此，康熙帝曾特地颁布诏书，强调对待百姓要宽厚仁爱，“朕若征有量田加赋之意，以致民变，天必罪之”。然而，若不进行丈量，那些权贵阶层的影响力只会更加猖獗。因此，这些问题在体制未进行根本性变革之前，很难跳出这一怪圈。

例如，在探讨是否保留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问题上，各方意见不一。有人主张放宽限制，以促进非农用地的开发；而另一些人则坚持保留，认为这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实际上，对于这类问题，我难以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无论是保留还是放宽，最终的影响都将直接落在普通民众的身上。

提及红线，民众在处理土地时更显棘手，而贵族圈占土地却难以制止。若放弃对红线的坚持，贵族圈地行为将更为肆无忌惮，民众依然无法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一旦放松管制，权贵阶层将获得更多自由，而紧缩政策首先影响到的则是普通民众。如此反复，实际上我们国家历代王朝在后期往往陷入这样的摇摆状态。王安石的变法不可取，那司马光的保守政策就可行吗？

司马光曾言：“天下之财富，不过如此，若非官府所有，便在民间。”若国家不将财富过度集中，它们便将流向民间。陆游随即回应：“自古以来，财货既非民间所有，亦非官府所独占，其数量难以计数。或许流于权臣之手，或许落入贵戚亲信囊中，或许掌控于强藩大将，或许被兼并豪强所得，或许归于僧侣道士。”若国家体制松懈，真正获益的并非普通百姓。因此，在当时，这一问题看似无解。对于这一难题，我认为无论是司马光式的见解，还是张居正式的思路，形成一种循环是难以避免的。

自然，我们亦不可仅以今日之视角审视，便断言如司马光所倡导之理念便足以化解这一危机。

严嵩被视为大奸臣，而张居正则被誉为改革家。在此，我赞同毛佩琦先生的观点，认为这两位在许多方面颇为相似。张居正最终也证明了自己同样具有贪婪的一面。若真的以贪腐论之，他们二人并无太大区别。而且，他们最终的命运也颇为相似，均遭受了皇帝的残酷打压，这是中国帝制晚期所衍生出的一个严重问题。

即“皇责不下县”，实际上，即便不提供公共服务，横征暴敛的税收仍需征收。

今日所谈之“大国家”概念，实则关乎公共服务的范畴，诸如是否实施义务教育、是否提供全民医保等，此类事务自秦始皇以来鲜为人知。然而，对于民众而言，却是被无情剥夺，财富被一抢而空。正如韩非所言，“家不积粟上藏也”，意指百姓家中不应囤积粮食，仅需满足基本需求即可，余粮悉数归公。此观点让我联想到列宁推行的“余粮收集制”，即所有剩余粮食均由国家征收。有人认为我国的土地制度是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天朝田亩制度》便是这一理念的体现，规定每户25人，除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外，其余粮食归入国库。商鞅亦持有相似观点，难道他也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张居正便是反思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

制度定，思想难动

张居正的历史地位，亦从他与时代政治的紧密联系中得以彰显。他始终是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现代，韦庆远先生之前的传记作品，诸如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等，均有层出不穷。不论作者为朱东润或他人，他们笔下的张居正均蕴含着现实的关切，韦庆远先生亦然。审视这段历史，犹如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

韦庆远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及，张居正虽口诵儒家之词，实则行法家之道。他禁止书院的设立，并严禁传播阳明心学，这些举措看似出自儒家理念，实则源于他对法家思想的极度反感。因此，当时的言论受到了严格的管制。

若从同情的视角来看，宋元以降的儒学发展呈现出两条分岔的道路。往昔，在意识形态的语境中，程朱学派被视为客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他们假设存在一个“道”，并以此作为准则来规范那些未能遵循“道”的人们。

以往，我们常将陆王学派冠以主观唯心主义的标签。王阳明先生总体上并不过分推崇经典与圣人的权威，他更强调每个人都能实现内心的良知。然而，随着王学后学的兴起，用当代的话来说，便是倡导人们拥有更多的自由或更强的主观能动性。细究之下，这些观点无不针对着真实的学术问题。

程颐、朱熹等学者强调，必须坚守道统，并受其约束，不得随意妄为。细究其谴责的对象，不难发现，他们批评的焦点在于皇上未能恪守道义，对叔孙通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他们认为，自秦朝以来，尊君而卑臣的传统始终未变，导致“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从未在天地间得到真正践行。对于秦朝那一套体系，他们认为叔孙通这样的伪儒使其无法改变，而其之所以难以改变，正是因为它对皇上有利。他所倡导的，显然是针对自由的限制，意在约束皇上的自由，或是对皇上忽视道统的批判。

反之，陆九渊、王阳明等学者，尤其在王学后期的学者中这一观点更为突出，他们感叹国人缺乏自由，实则是指民间百姓受限过多，“百姓日用皆是礼”便是此意。意指不应过度束缚人性，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贤明的君王。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所揭示的问题确实存在。该体制的根本缺陷在于皇帝过于自由，而百姓则极度受限。这种状况的后果是，尽管推行礼教和道统，却无法约束皇帝，反而只限制了民众。王学所倡导的放任主义，也无法惠及普通百姓，导致其泛滥成灾，普遍缺乏责任感。黄宗羲将明朝的覆灭归咎于王学，这并非毫无道理。王学的确让统治阶层卸下了责任，使他们行为越发放纵。

你便会察觉，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从同情理解的视角来看，确是合理之问，直指现实之痛，对现状的不满显露无遗。纵然我们知晓朱熹的《四书集注》曾是科举考试的范本与题库，所有试题均源自于此。然而，无论是朱熹还是程颐，都对科举制度极尽批判，他们力图恢复的是“乡举里选”，在他们看来，这乃周代的制度。然而，最终却由皇帝统一掌握用人之权，通过智力测验选拔官员，他们认为这极大地有利于皇帝，却严重败坏了道德风气。正因为如此，他们在世时屡遭不幸。

后来，皇帝力图推广此物，然而其举措却与众人预期大相径庭。倡导自由，却导致官员胡作非为，百姓依旧身处束缚；谈论道统，纵然百姓饿殍遍野，道德沦丧，统治者却对道统置若罔闻。

坦白讲，无论是统治者行为放任自流，抑或是百姓行动受限过度，严格来说，这些问题并非单纯的思想史范畴所能解答，它们实际上牵涉到一系列的制度设置。若缺乏这些制度，我们便反复在这两种极端间摇摆，自程颐至清代乾嘉年间，这个问题在用现代语汇描述时，便是左右摇摆，历经多年而难以摆脱。

这些人所洞察的，无疑是那个时代的现实困境，而我们对于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理应抱以尊重。若从同情的角度出发，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他们都在尝试解决那些确实存在的难题。

最终，所有的结果都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这一点是他们无力扭转的。用俗语来说，这便是“时代的桎梏”。然而，与其归咎于时代的局限性，不如说是制度本身的束缚。